曾志是湖南宜章县首位女性共产党员，后来担任中组部副部长，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女战士。1928年4月，她随朱德、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前往井冈山，由此开启了她与毛泽东的长期交往历程。
曾志以敢于直接反驳毛泽东而闻名，她是为数不多敢于在毛泽东面前表达不同意见的女性之一。
在动荡的时期，曾志受到牵连。1973年，她希望重返军队，毛主席对此提出了两个选项。汪东兴后来提到，如果她来北京，就不必再工作。那么，毛主席具体给了她哪两个选择？
曾志与毛泽东的友谊始于井冈山时期，两人关系一直非常亲密。初次相遇时，毛泽东的幽默风趣就让曾志记忆深刻。
在井冈山革命阶段，朱德与毛泽东会师后，曾志随同第七师主力部队一同进驻井冈山根据地。
1928年8月，曾志和蔡协民正在休息，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大声呼喊蔡协民的名字。他们出去一看，发现是毛泽东。
他刚进门，目光立刻落在了曾志身上。带着玩笑的口吻，他调侃道：“哎哟，这不是金屋藏娇吗？老蔡，你可真有福气。”
初次见到毛泽东时，曾志对他的印象是幽默风趣，且毫无架子，给人亲切感。在井冈山那段日子里，她和毛泽东的友谊日益加深。同时，曾志与贺子珍也走得很近，两家人因此时常私下互动。
曾志与毛泽东私交甚笃，但两人之间也曾产生过矛盾，她甚至直接与毛泽东发生过争执。
1929年11月，贺子珍因怀孕无法随军行动，毛泽东便找到曾志，希望她能帮忙照顾贺子珍。曾志误以为是要她放下工作专门去照料，性格直率的她立刻反驳：“我也有自己的任务，哪有空去管她生孩子的事！”
毛泽东并未详细说明，只是高声强调需要曾志负责照料。曾志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要求，她回应道：“作为党的干部，我有大量工作任务要处理，怎么可能整天去照顾她？”
毛泽东意识到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，便放缓了语调，解释道只需在空闲时对她稍加关心即可。
曾志性格刚强，但特别看重情谊。她意识到自己误会了，但没多做解释。她与贺子珍关系亲密，两人同吃同住，怎么可能不关心对方？
性格耿直的曾志，在党内以直言不讳著称，她曾多次公开与毛泽东发生争执，甚至两次在重要场合对毛泽东进行出其不意的质疑。
在井冈山时期，士兵们的伙食条件十分艰苦，大家普遍猜测毛泽东的饮食应该与他们不同。曾志对此感到好奇，便在用餐时间两次直接进入毛泽东的住所，观察他家的餐食情况。
经过两次亲眼目睹，我发现毛泽东的伙食与普通士兵毫无差别。这一事实让我确信，他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与战士们同甘共苦，在饮食和衣着方面没有任何特殊待遇。这种平等的生活方式，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与基层官兵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奋斗的精神。
曾志后来从井冈山调往福建任职。经过长时间分别，两人在延安重逢。抵达延安后，曾志立即给毛泽东写信，希望安排会面。
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：“曾志同志，收到你的信让我非常开心。明天你直接过来，我会安排中组部派人去接你，咱们见面后再好好聊聊。”
次日，毛泽东一见到曾志，就热情地握住她的手，亲切地迎接她，并关心地询问她这些年的生活状况。面对毛主席如同大哥般的关心，曾志深受感动，她像对亲哥哥一样，将自己这些年经历的艰辛和困难一一倾诉。
临走前，她向毛泽东表达了想去马列学院深造的愿望。这次延安之行，她希望能有机会进入学院系统学习。
毛泽东对曾志的思想觉悟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两人之间长达五十多年的革命情谊，使得毛泽东在个人事务上也愿意向曾志倾诉。这种深厚的信任关系，源于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共同经历和相互理解。曾志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，不仅在革命事业上给予支持，在私事上也成为了毛泽东信赖的倾诉对象。这种特殊的关系，体现了革命同志之间超越一般友谊的深厚情谊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曾志去拜访毛泽东，发现他大热天还穿着一条破旧的毛裤，便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腿脚不舒服。毛泽东苦笑着解释，不是身体有问题，而是因为他的体型特殊，市面上找不到合适的线裤，只能继续穿毛裤。
曾志提议说，要不要在广州的针织厂给他定制两套衣服？毛泽东欣然同意，并回应道：“行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不过费用我自己来，我有稿费。”
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，曾志偶遇多年未见的贺子珍。毛泽东得知此事后，向曾志表达了自己想与贺子珍见面的意愿。这种极为私密的事情，毛泽东选择向曾志倾诉，充分体现了他对曾志的信任。
此后，曾志经常去探望独居的贺子珍。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，早已超越了言语的界限。他们的交往，体现了真挚而纯粹的友谊，这份情谊无需多言，彼此心照不宣。曾志的关心和陪伴，为贺子珍的孤寂生活带来了温暖与慰藉。
陶铸遭遇变故后，曾志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。面对这样的生活转折，她毫无怨言，反而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本分的农民。
1972年，曾志在结束了两年的劳动后，计划前往陕西临潼。她原本以为，由于周总理的批准让她调回北方，她的生活状况将会有所改善，命运也将迎来新的转折。
然而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。
经过组织审查，党组织重新确认了她的党员身份和职务关系，并安排她到兰州军区的高干休养所任职。
曾志在临潼住了将近一年，发现她的组织关系、工资、医疗和物资供应分散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处理，这让她觉得特别麻烦。她认为这些事务应该统一由干休所来管理，但有个前提条件：她得先转为军人身份。不过，这个转变并不容易实现。
曾志向毛主席递交了一份申请，表达了她希望重返部队的意愿。随后，毛主席回复了两个选项：若她选择留在西安，省委将为她安排职位；若不愿，则可调回北京。
1973年3月8日，曾志一家在山西省委刘秘书的陪同下启程前往北京。抵达北京后不久，汪东兴与曾志进行了交谈，明确表示：“既然到了北京，就不要再参与工作了，按离休处理，生活费用由中组部负责。”曾志对此表示同意。
汪东兴指示下属为她准备约六间住所，办理北京医院的医疗证件，并安排一名专职服务人员。
曾志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为她所做的安排深表感谢。她认为这些安排不仅体现了两位领导人对她的关心和信任，也为她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。曾志对此感到非常感激，并将这份感激之情铭记于心。
1983年，曾志卸任后搬进了南长街的一个四合院，和中南海只隔着一堵墙。退下来的她，一心想过普通日子，对物质条件看得很淡。
因此，她选择将住所迁至偏远的万寿路。在80年代，那片区域几乎没有像样的建筑，与曾志的四合院相比，条件显得相当简陋。
这个地方紧挨着天安门，住的房子完全符合她的身份地位。不过，家里人都很体谅老太太的心意，就顺着她的意思安排了。
这位历经战火洗礼、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杰出女性，到了晚年依然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态度，从不追求个人荣誉。她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，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。